赵海云老师散文:《出生于七十年代》

有这样一代人,他们敏感甚至略显沉静,他们的一条腿早已迈入现代但另一条腿却迟迟不肯从传统中抽身,他们热爱世俗但总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是红色时代的最后一批遗民,他们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但又同时成为前后两代人的观察者,因为他们——

 

出生于七十年代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每当听到郁冬的这首《露天电影院》,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词:“出生于七十年代”。

在那个不平静的岁月,他们出生,带着朦胧的生的恐惧和活的喧嚣。时至今日,他们也想象不出,当时住院部远处的高音喇叭里是否正播放“红太阳”的歌曲,当时窗下是否正有革命小将匆匆结对走过,当时产房外苍黄灯光下父亲焦灼的模样,当时接生的医生和护士是否微笑着端详他们说:“好漂亮的孩子”……对这些,他们一无所知,映入他们脑海里的第一幕,也许是母亲惨白的脸、身旁惨白的被单、窗外惨白的光亮,这一幕犹如一个定格,冥冥中规划了他们的一生。

懵懂中,他们在一天天长大。留在记忆深处的,只有灰蓝的天空、田野里没完没了飞舞着的蜻蜓、远处砖厂烟囱冒出的黑烟、热气腾腾的苞谷饭、看完露天电影回家时头顶上冷清的星光和脚边白亮的水洼、大年夜余温未尽的瓜子、父母慈爱而许久不曾欢畅的脸……小学时一放学就爬在阴湿的泥地上弹玻珠、甩菱角、砸电池盖,或者在林间射弹弓、玩“躲猫猫”、组装火柴枪,而那些小女生,在不远处的两棵树之间拴起橡皮筋,轻盈地边跳边唱,头顶的小辫欢快而单纯。假日里,男孩子们一路滚着铁环,欢叫着、比试着,旁若无人地穿街过巷……懵懵懂懂地进了初中,他们更关心的是大街小巷突然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许多黑布帘遮掩着的录像室,里面传出刀光剑影的嘶喊。有男生看了十几遍《少林寺》,有女生的书包里被学校突击检查出琼瑶……经过了假装深沉、哼着齐秦和费翔、再偷偷瞟几眼女生的高中,这拨人中的幸运儿进入了大学——开始尝试无人约束的夜游,开始尝试白瓷盅里辛辣的烧酒,开始尝试摇摇晃晃的初恋……再后来,他们进入了社会,世故人情猝不及防地迎头撞来,他们只能面色张惶地左躲右闪,一不小心撞个包也只好拉下头发遮掩着,却极少回家诉苦。

五十年代出生这“代”人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也迎受着新社会的凄风苦雨逐步成长,如今这批人已锻造成中国的脊梁。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一出生就注定要直面屋内的清贫与窗外的喧嚣,而今这批人也逐渐踏上了中国各个领域、各个团体的舞台中心。七十年代出生的这拨人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不受干扰地拥有一张书桌、能接受完整系统教育的一代人,但由于十年贫乏的喧嚣,他们每家的口袋几乎都是干瘪的,在一个清贫的小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举止无疑是拘谨的,他们对人生和命运怀有一种严肃甚至悲观的情绪,心中总充溢着某种焦虑与感伤,总以为某种不幸与危机就潜伏在前方的某处,可他们又总是想做成点什么,于是面对现实处境,他们的面容过早地冷峻起来;于是他们尽力想扮演老练却又不免漏洞百出;于是他们沉湎于过去又实在找不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证据;于是他们求五六十年代人帮忙,然后教训八九十年代人的稚嫩;于是他们感到四面都是方向,却不知留给自己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哪里;于是他们的理想还在继续,可他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想破碎的时代;于是他们的服装并不扎眼鲜亮,只把爱美的心平静地化作一个精巧的匙扣或一个别致的发夹;于是他们抹生日蛋糕总是蜻蜓点水,设身处地考虑到别人擦洗的不易;于是他们多少有点逝者如斯的沧桑,但又对自己的年青心存侥幸;于是他们虽然离经叛道,但事先总是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于是他们总在庄重之余显得轻松,在稳重之外又免不了许多孩子气;于是他们的长辈把他们叫做“小X”,而他们的晚辈叫他们“老X”;于是他们在思想里总是努力踮起脚尖,以免被团体和社会所忽略;于是他们成了这个社会最谨小慎微也最年轻的观察者与思想者;于是他们即使昨晚酒喝高了,第二天仍能坦若无事地去上班;于是他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的厚重,没有六十年代人的稳重,也没有八十年代出生者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失重,而呈现一种待价而沽的持重;于是五十年代人拥有决策权,六十年代人拥有指导权、八十年代人拥有犯错误权,而七十年代的这一批人只拥有自我教育的权力;于是他们只拥有现在;于是他们只拥有等待;于是他们出生的年代只是一个符号,每到填写各种表格时才醒目地加以警示……

和上一辈人一样,七十年代这批人也是守着《鸡毛信》、《地雷战》、《英雄儿女》等红色经典的记忆成长起来的,但他们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对人生充满了自信、自足的胸襟,也不像他们的晚辈们那样对生活洋溢着自得与自在的情怀,因为他们——

是最后一批穿着黑布鞋但通常脚上并不套袜子就走过童年的人;

是最后一批强忍眼泪、顺从地低着头任父亲用手推剪理发的人;

是最后一批美术老师还教画“奔向2000年”的人;

是最后一批被王二小、雨来和潘冬子等感动过的人;

是最后一拨小时候曾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而被父母责骂的人;

是最后一拨过“六一节”还必须找齐白衬衫、蓝长裤去学校排队看电影的人;

是最后一拨背着军用水壶、鸡蛋饭和橘子汽水,揣着茶叶蛋去集体春游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必须打扫厕所、捉苍蝇装在火柴盒里完成学校任务的人;

是最后一拨通过“小人书”(黑白连环画)接受了文学教育的人;

是最后一拨用过粮票布票油票肉票,拎着瓶子排队打过酱油的人;

是最后一拨听完“对越自卫反击战英模报告”就热血沸腾地给老山英雄们写信的人;

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的童年不乏快乐但并不充分幸福,并不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无忧无虑、甜蜜美好。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最能触动他们的心弦,卡朋特的《昔日重来》也会让他们怅惘(虽听不懂歌词,但仅就歌名便足以引发他们天生敏感的神经)。如果说五十年代人心底深埋着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六十年代人心里珍藏着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么七十年代这群人心中大都装着《同桌的你》的清唱。

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像某个年份里上天散落人间的种子,如今正静静地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境遇中生活、工作、持家……他们中的大部份人,平凡但不甘平庸、洁净却尚不耀眼、亲和但又维护距离、热爱而又略带感伤、现实但却常常怀旧、入世却又生活在别处……无论岁月怎样变迁,他们这一拨人身上一些共通的东西将永难抹去,直至他们将来的某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默默凋零。

每代人一生的言行与心态,都深深地镌刻着他们各自出生年代与成长环境的烙印。正如当代文化学者李皖先生所说:“‘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以后的人生都被这经历所左右”。

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同代人们,愿你们在尘世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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