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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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王宏瑜老师摄于泰国清迈)

电话那头,帮我找到她的朋友说:你还是去看看吧,情况特别不好,腹水把她的肚子撑的像是有七八个月的身孕,走路都难,还不肯进医院。

于是电话这头,只有听着,话都说不出来。

30多年前,我跟她小学同班,相处最好。除开上学,整日厮守相伴,漫山遍野疯跑,各种跑跳打闹,好得穿一条裤子,比亲姐妹还亲。到初中分班,我们没能分在一个班。她有了她的圈子,我也有了我的死党,渐渐的,也就走远了。年少不知珍惜,到最后大家各自去了何方都没能互问一声。

后来做了语文老师。课堂上,我告诉学生,我有一个小学同学,说话语声铿锵,音调错落;吐字既有轻重缓急,又能收放自若;加上眼睛放光,眉毛跳舞,表情丰富。每次她只要说个什么我们都围住不散,只希望她能一直讲下去,真正是可以把小鸟从树上讲下来,还可以把死人说活了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包袱,每次抖开都会引来学生的各种兴致:怎么表情可以眉毛跳舞,怎么说话才有轻重缓急。我和学生一起学习体验,自己则借机回想:她的大眼睛,她的大酒窝,她的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心说,这样丽质天成、聪明伶俐的女子该在哪里过着什么样幸福的生活?

朋友这个电话一下子打破了那么多年来的美好设定,突然发现,现实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出乎意料:她罹患重症,父亲亡故,母亲在老家。她自己也并无子息儿女,只身在昆明,借住在朋友家里。她基本放弃现代医学的救治,靠心念修炼在和疾病尽力和谐相处。

听闻这一切,泪自然落了一层又一层。生老病死看似是多么自然的事情,但具体到一个正值壮年的同龄人身上,具体到满载着各种回忆的亲人朋友身上,一下子能成为压垮人生的不能承受之重了。记忆里净是她十来岁清丽聪慧的样子,怎么也替换不出那个徘徊在生命边缘的她。

我反反复复地想,在我们彼此缺席的这30多年,在我们由黄口小儿到及笄少女,再到风华青年,再到人妇人母的这一段路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确知在她身上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我知道我们曾一样地长大,一样地面对过好多别无选择的变故。

我们经历小三线的搬迁。从偏僻的山沟沟搬进拥挤的城市,老老小小顿然失掉了熟悉依赖的一切,比如我们的子弟学校,我们的大食堂,我们房前屋后的院子和土地;我们没有边界的山、树、河流;最致命的,是我们失掉了和自然无比亲近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再没有这座山那座山可以去捡菌子,再没有这条河那条河可以去钓鱼。为了打发无聊乏味的时光,突然变成城里人的退休老工人在人来人往的路边支起了麻将桌,天天踩着上班下班的点敬业地去推倒胡。生活从内到外都变成了我们不熟悉的死气沉沉的模样。

我们瑟缩在城市的边缘,两眼一抹黑。没有地委的亲戚也没有行署的熟人,孩子读学校找不到北,大人办事也摸不到门,但我们还是得咬着牙学习在城市里生存。

这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失眠了,抑郁了,紊乱了。但看来看去,大家一样倒霉,就只能悄然自己扛下这些越来越糟糕的境遇。

我们还经历了军转民。一个生机勃勃的军械工厂,那么多手艺了得的车工、钳工、铣工,那么多必须精密的车床、铣床、镗床,一下子没有了用武之地,弃置不用。更可怕的是,转产项目极不成熟,没有市场,产品卖不出去。工厂一日日萎败衰弱,发不出工资突然变成一种常态,瘟疫般地四处蔓延。我们就是在父母的唉声叹气和栖栖遑遑中走过了少年时代。我因为还算会读书选择了高中,绝大多数的同学很自然也很必然地选择了技校。那时候我们虽然走出了山沟沟,但并未因此感觉世界的广大,反而有更多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原本单纯稳定的生活之上。

工厂像一个巨人病弱而至瘫痪,最终轰然倒地,再无起身还魂的机会。工人一批批下岗分流,转岗待业。分流的人何处谋生?下岗的人又去哪里二次就业?面对这样大多数人都无处逃遁的命运,大家连彼此同情的心情,相互慰藉的力气都没有,就被无情地甩到社会的各种旮旯角落里,这个人做了见不得人的职业,那个人成了黑社会。那么多走投无路的人生又去哪里找寻人生新的出路?

然后,然后……..她又去了哪里,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和她此刻的境遇有多密切的关联?谁说得清!但我知道,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确实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慢慢变得陌生与怪异,丑陋和堕落。我们只好拿出人生最美的时光来弥补生活的残破,直至发现这些残破连缀成生活本身,而我们已经精疲力竭。

我们在属于我们的城市一无所有,苟延残喘。各种变故之后正是我们结婚生子的年龄,加上上有老下有小,人生的凄风苦雨就这么兜头盖脸地浇下来。各种不适与尴尬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蔓延到我们的心里最终噬啮到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身心俱疲,支撑不住也就成了情理中的事情。

在这样的厂里,还有人家三代十几口人就挤在四五十平米的两室一厅的房里,就因为好多老实巴交的人还无暇反应,这个世道变成了只有买房才有房可住。我们这些又穷又笨、反应总是慢了半拍一拍的山沟沟里的人,越发变成弱者,被命运摇来摆去,戏弄鼓掌。人在此种境遇,要多高的智慧和修为才能不忧不惧?可想,有多少人因此愁过,怨过。

一切都在变,以更快的速度去变,变得得用全副身心都无法应对,变得耗尽所有的经验都无从解决。于是很多焦虑每天都以威胁生存的力度啃噬着人心。

一直以来,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所谓变革发展速度惊人的时代,为什么非要以工人和制造业的牺牲为代价来设计和考虑,为什么一定要借助地产经济来加速贫富分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我们老百姓来独自承担越来越深重的赤贫。不幸的是,我们正逢其时,又身处其中,逃无所逃,于是每一个悲剧或不幸似乎都有了某种大环境的必然性。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但一想起她,想起她的美丽聪明,不但现实世界的诗意消失殆尽,就连三十多年前那些从来没褪过色的欢乐无忧的时光都一下子暗了颜色、消了芬芳。难道我们这些无力作恶的人的福报如此贫瘠,甚至到了还要拿后面的人生去加倍偿还的地步?

我想起余华的《活着》,我记得读到最后我也累了,那种无边无际的承受不尽的苦难像岸边的波浪一样,没完没了地涌过来。最后,我像福贵一样没有力气去想了,没力气去哀嚎,没力气去悲悯,也没力气去记挂任何人。反正人在波涛汹涌的人生大海和时代浪潮里真的是一根小苇草,卷哪儿算哪儿,能活就活,至于卑微屈辱,至于伤痕累累,至于残酷绝望,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中国人命贱,人生交到你自己手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至于死,就像喝了口海水,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犯不着大惊小怪的。

我努力接受着关于她的现实,也终于从大恸不已中平静下来,但真的很想骂人,但想起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为吃一口饭,为饱一点肚子,人几乎丢失社会性礼义廉耻的一切而仅凭一点动物本能苦苦支撑,想到苦至若此的一把一把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国人,我还是悲不能已:我们哪里有能力背负时代的变迁,却偏偏要让我们去背负!

朋友又打电话来,问我几时去看她。我在电话里说,我自是会去看她的,只是还要再过一两天,再积累一点勇气。

 

撰稿人: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