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人类可以用三种方法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便是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研究中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变革得失，是一种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在本书当中，作者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是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研讨本国的历史轨迹以及可能的前途。

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这四方面完成制度的建设，中国历史上许多制度的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以上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并没有实质性的更变，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手段依然共轨同辙，体现出鲜明的延续特征。

一般而言，知识分子论政，总是提出问题而解决不了问题。正如汉武帝时期，群儒舌战桑弘羊，对其激进的国营化政策提出质疑：国营不该与民争利，国营容易低效低质，国营滋生权贵经济。客观而言，所提质疑句句中肯，无可辩驳。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出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因此才有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事实上，桑弘羊之问正是中国历次经济变革的内在逻辑。

魏斐德认为“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吴晓波觉得这个观点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在统一文化的主导之下，历朝历代，在政治上基本都以中央集权为主。唯一的例外是唐朝。唐朝通过军爵制度和科举制度，让底层的武士和文人都有机会进入体制内。所有的人才都有机会找到出路，形成了空前的向心力。没有科举制度之前，民间能人志士聚集在一些世族门阀旗下，世族门阀势力强大，最容易导致政权不稳定。唐朝的小政府治理模式最后证明也是行不通的，过度放权导致地方藩镇做大，最后爆发了“安史之乱”，最后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然国力大损，颓势渐现.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比较悲观但现实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民主并不见得适合中国。

从吴晓波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王安石，都是中央集权主义者。虽然我们后人对秦朝的评价很差，但我们看到商鞅的诸多政策在后世得以沿用。虽然群儒对桑弘羊的政策各种不满，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提出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虽然司马光对同时代的王安石变法极度不认同，但等他终于有机会成为政策的制定者，他也没拿出真正务实可行的政策出来。其实真正的大政治家都是清醒的。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19岁时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大赞商鞅。甚至连大文豪苏轼也承认“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

经济乃经世济国，变革乃变化革新，与经济相关的因素很多，只要因素变了，那必须相应变革。我们对于中国的信心，始终来源于对自己的信心！

撰稿人：高二文1班 刘媛媛

供稿部门：历史教研组